毒品犯罪典型案例研习【第13期】

毒品犯罪典型案例研习【第13期】
主办：恒都刑辩学院毒品犯罪研究中心
主办：毒品犯罪刑事辩护网
撰文：彭泽 | 恒都刑辩学院毒品犯罪研究中心主任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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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案为鉴：深渊边缘的“傀儡师”
——从辩护视角剖析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贩毒案的重刑裁量

最高人民法院在第37个国际禁毒日发布的典型案例中，“黄某彬贩卖毒品案”将目光投向了毒品犯罪中一个尤为卑劣且危害深远的类型：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犯罪。与之前涉及大宗毒品、死刑极刑的案件不同，本案涉案毒品总量（贩卖4.09克，查获6.5克）相对不大，但被告人黄某彬通过操控未成年人作为犯罪工具的行为，使其罪质发生根本变化。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，这一明显重于一般同类数量贩毒犯罪的刑罚，清晰地宣示了司法对“毒害下一代”行为“零容忍”的严正立场，以及刑罚在惩治犯罪与保护未成年人之间的价值权衡。

一、案件核心焦点

1.犯罪手段的特殊性与加重的违法性：本案的核心不在于毒品的数量或种类，而在于犯罪主体的刻意选择与犯罪手段的腐蚀性。黄某彬作为一名有毒品前科的成年人，主动劝说、招募未成年人黄某超、李某佳参与贩毒，其行为已构成刑法意义上的“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贩卖毒品”。这一行为不仅触犯了贩卖毒品罪，更直接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，严重违背社会伦理，属于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，极大地提升了行为整体的社会危害性评价。
2.毒品性质与“小额多次”的犯罪模式：涉案毒品为海洛因，系《麻醉药品品种目录》列管的第一类麻醉药品（序号49），成瘾性强，危害性大。黄某彬采用的是一种 “幕后操控、分散交易” 的模式：他本人控制毒源和毒资，藏身幕后，却频繁（10次）指使未成年人进行零包交易。这种模式旨在降低自身案发风险，同时扩大毒品传播面，其危害性远大于一次性交易同等数量毒品。
3.量刑中的“双重从重”情节叠加：被告人黄某彬同时具备 “毒品再犯” 与 “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犯罪” 两项法定从重处罚情节。前者表明其不思悔改，人身危险性高；后者揭示其犯罪手段恶劣，主观恶性深。二者叠加，共同构成了本案在量刑上大幅度从严的基础，使得最终的刑罚（十二年六个月）充分体现了刑法对此类犯罪的严厉惩戒态度。

二、辩护视角的思考

对于此类社会评价极低、法定从重情节明确的案件，辩护工作面临巨大道德与法律压力，但更需在严格遵循法律与事实的前提下，进行极为精细化的辩护操作：
1.对“利用、教唆”情节的精准辨析：这是本案量刑的关键杠杆。辩护需深入审查：黄某彬对未成年人的“劝说”具体内容是什么？是单纯的雇佣关系，还是存在胁迫、欺骗或利用其心智不成熟的情况？两名未成年人在犯罪中的主动性与认知程度如何？是否有证据表明，未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甚至主动参与？这关系到“利用、教唆”情节的认定强度和从重处罚的幅度。
2.毒品数量、含量与犯罪地位的精细化审查：虽然总量不大，但辩护仍需对10次贩卖共计4.09克的每一次交易进行证据核实。每次交易是否有独立的证据支撑（如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证人证言）？查获的6.5克海洛因，是用于贩卖还是个人吸食？其含量鉴定结果如何？在共同犯罪中，黄某彬无疑是主犯，但需要辨析两名未成年人在具体交易中是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，以试图在“幕后组织者”的责任框架下，对部分过于分散、证据单薄的交易提出质疑。
3.程序问题与酌定从轻情节的挖掘：审查公安机关在黄某彬租住处的搜查、扣押程序是否合法；查获的毒品与贩卖的毒品之间关联性的证据是否牢固。尽管法定从重情节突出，但辩护仍需关注黄某彬到案后是否具有坦白、认罪认罚、退缴违法所得等可以酌定从轻的情节。即使这些情节可能无法改变从重的基调，但可能对最终刑期的具体月数产生影响。

三、典型意义与警示

黄某彬案的判决，如同一记响亮的警钟：在毒品犯罪中，利用未成年人作为“挡箭牌”或“工具人”，非但不能减轻罪责，反而会招致法律更为严厉的制裁。 它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“涉‘毒’必严”与“涉‘未’必重”的双重原则，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毒品侵害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。此案警示所有潜在的犯罪分子，任何将犯罪黑手伸向未成年群体的行为，都将面临刑罚的严厉升级。
对于刑事辩护而言，此案提出了特殊的伦理与专业挑战。律师在为此类被告人辩护时，必须在坚决维护其合法诉讼权利的同时，充分认识到案件的社会背景与特殊危害性。辩护策略不应试图为“利用未成年人”的行为开脱，而应转向对事实细节、证据链条和法律适用精准性的专业审查，确保量刑的从重处罚完全建立在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的基础之上，这本身就是在维护更高层次的司法公正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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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都刑辩学院毒品犯罪研究中心持续关注毒品犯罪中涉及特殊群体、特殊情节的案例，致力于通过专业分析，厘清法律适用的边界与尺度，为在复杂伦理与法律情境下实现公正辩护提供智识支持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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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黄某彬贩卖毒品案
——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贩卖毒品，被依法严惩
一、基本案情
被告人黄某彬，男，1980年5月12日出生，无业。2002年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十五天；2015年6月4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，2016年6月7日刑满释放。
2021年10月底起，被告人黄某彬劝说苏某万及未成年人黄某超、李某佳（均已另案判刑）帮其贩卖海洛因。黄某彬将海洛因统一存放在其租住处，有时由黄某彬联系好吸毒人员，再安排黄某超、李某佳、苏某万其中一人进行毒品交易；有时在黄某彬的授意下，由吸毒人员直接联系黄某超、李某佳、苏某万进行毒品交易，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间，共贩卖海洛因10次共计4.09克。每次完成交易后，黄某超等三人根据黄某彬要求，将毒资放在黄某彬租住处或直接通过支付软件转账给黄某彬，黄某彬则给予黄某超等三人好处费。2022年1月9日，公安机关在黄某彬租住处查获海洛因3小包共计6.5克。
二、裁判结果
本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一审，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。现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法院认为，被告人黄某彬违反国家毒品管理规定，明知是毒品仍伙同他人贩卖，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。黄某彬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，社会影响恶劣，且系毒品再犯，应依法从重处罚。据此，依法对被告人黄某彬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。
三、典型意义
未成年人心智不够成熟，社会阅历尚浅，法律意识不强，分辨是非能力较弱，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、教唆、控制参与毒品犯罪，沦为毒品犯罪的“工具人”，其身心健康亦受到严重侵害。本案是一起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的典型案例。被告人黄某彬指使未成年人黄某超、李某佳等交接毒品、收取毒资，将两名未成年人引入歧途。黄某彬系毒品再犯，主观恶性深，人身危险性大，应依法从重处罚。人民法院根据黄某彬犯罪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，依法对其从重惩处，突出了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，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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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来源：最高人民法院
涉“毒”必严、涉“瘾”必惩、涉“未”必重！最高法发布10件典型案例  案例三
发布时间：2024年6月25日  12:05
图文编辑：彭泽 2026-02-07